有个季节是“冬天”（下）【有家大学叫“科大”（五）】

有家大学叫“科大”（五）
五、有个季节是“冬天”
李延军
（下）
在那样的一个漫长冬天里，科大的书记、校长、首席科学家们，这些大人物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余那些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们的命运，更是不可捉摸，任人摆布，能在猎猎寒风中的夹缝中，求得一息生机，已是天大的幸运。
流放在安庆马山党校的18位科大学生，只因向省革委会反映900多位被困师生的生活窘况，就遭到了无休止的上纲上线批斗，反复追查他们背后的后台与动机，就连开车看车连省革委会大门都没进的司机，也被牵涉进来，被精确折算成半个学生，险些被打成反动的“18个半事件”，长时间受尽皮肉整治迫害之苦。
为阻止中科院代表团与安徽省签署下放协议，近代物理系28位同学连夜从白湖军垦农场赶往合肥请愿，愿未请成，却招惹了一身莫须有的罪名。这28位同学虽据理力争，挣脱了那顶“******事件”的帽子，但“反搬迁”罪名被坐实，一直被关在条件异常艰难的白湖农场长期批斗挨整，直到他们毕业离开。
这些事件至今听起来依然毛骨悚然，令人发指！
早该毕业却一直不能毕业的无线电系学生楼望和，同很多科大师生一样，先被下放到淮南煤矿挖煤劳动，后又被调派到寿县科大刚圈的农场开荒种地，工、军宣队要用他们这群书生纤细双手种出的粮食养活科大，实现科大粮食自给的伟大目标。楼望和不得不和大家步行百里，来到寿县的一片沼泽地，支草庵，架电线，开渠修路，翻地栽秧，白天当农民，夜里做被专政分子，挨批斗，写检查，恐怖气氛同那里的蚊子一样，触手可及，一伸手就能抓到好几个。蚊子还能被他们扑住捏死，而他们整天被李东林为首的工、军宣队捏在手心，折腾得死去活来。
在那个郁闷湿热的艰难环境中，流行冰冷血腥的政治迫害，不久又流行起了无孔不入的疟疾。年轻力壮的楼望和，两种疾病均未能幸免，在惨遭政治迫害的同时，也染上了那个季节肆虐的疟疾，与他受到的政治迫害一样，时冷时热，发热时如热锅上的蚂蚁，受冷的时候如坠冰窟。那个时候的政治病无药可医，生理上的疾病同样捉襟见肘，甚至连个赤脚医生也找不到。高压与疾病时刻威胁着楼望和以及那里师生们的生命。在楼望和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捞到了一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中央计委下文准备分配他们那两届大学生。
终于盼到一缕曙色的同学们，唯恐夜长梦多，连夜收拾行囊，用担架抬上重病在床的楼望和，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出了农场又辗转上了拖拉机，一路颠簸着赶往淮南，不顾一切地去捕捉左右他们命运的那根稍纵即逝的稻草。
楼望和是幸运的，同学们没有丢下他不管，负责审查他毕业鉴定的工宣队刘师傅也心地善良，没有刁难他，顺利批准了他的毕业鉴定，总算毕业了。离开前，有关方竟意外地为他们举办一场丰盛的散伙宴会。酒桌上丰盛的菜肴，爽口的西瓜，是他们那个季节里久违了的梦寐以求的美味。可他们头脑非常清醒，“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根本不敢敞开肚子享用，唯恐酒后失言，节外生枝。酒席草草一散，他们立即收拾行李，马不停蹄地连夜用板车拖到淮南火车站，买票托运，以那个时代的最快速度，在朦胧的月色下如惊弓之鸟般逃离了那块他们终生难忘的是非之地。楼望和与他的同学们，就这样从不是科大的科大毕业了，兵荒马乱般结束了他们的大学教育。
而他的很多同学就没这么幸运了，其中一对谈恋爱的同学，曾因替刘少奇说过几句公道话，被审查多年。男同学一直被专政迫害，女同学顶着高压，一直未与他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分配时受到了残酷无情的惩罚：男的被分到贵州，女的分到辽宁，让他们一个老东北，一个大西南，活活拆散成牛郎织女。这还是好的，还有问题更严重的同学，毕业鉴定无法通过工宣队的法眼，不予分配，留下来继续接受审查。
就在楼望和离开淮南后不久，就传来一则消息：一位同学因受不了继续审查的恐怖与折磨，而卧轨自杀。
方励之那时还是个讲师，他随科大南迁到安徽时，和所有物理系的师生一样，不准进驻合肥，而是直接下放到了淮南矿区谢家集第三煤矿（简称谢三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谢三矿正位于“淝水大战”（382A.D.）时东晋的阵地。前秦苻坚虽兵多将广，但因他没有望远镜，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打了败仗。从此，苻坚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语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吗？” 公元2007年，已漂泊美利坚多年的方励之，曾这样回顾介绍当年的谢三矿。
方励之与他的难师难弟们，在谢三矿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是下井挖煤。除女同志外，所有55岁以下的师生人手一把煤铲，无一例外地被送入地下100-300多米深的采煤掌子面，从事着还不算完全原始的采煤劳动。
这种工作比他们原来从事的物理教学研究要省心得多，沿掌子面有一条传送带（俗称煤溜子），他们只需把煤壁上的煤铲到溜子上，就算完成了规定的操作动作。煤的比重和硬度比山石小，因此大家自嘲说，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多了，但不知能否感动上苍？
忙到中午时，一个声音便从黑暗中传过来：“吃饭了！”于是大家便停下手中的煤铲，沿着掌子面一字排开坐下来，规矩得像如今幼儿园的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一个布袋会从排头起一个人接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
吃饭之前大家都不洗手，因为井下根本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人感觉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他们世界的一切都是黑的，黑色的眼睛也看不清自己黑色的手，填饱黑暗中的肚子才是他们的第一本能需求。也没人嫌弃那个传来传去的水壶有什么传染病，反正那时他们能感知到的全部世界到处都是病，而且一直都在无孔不入地扩散传播着。黑暗中的他们，没人再会在意一个为给他们带来生命之水的小小水壶了。
数百米的地层不断散发着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量，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干活。“在惨澹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人体在黑暗中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研究过宇宙学的方励之，由此大胆判断“为但丁《神曲》作插图的Gustave Gore大概下过矿，不然他画‘地狱篇’不会那样逼真地再现了矿下的场景。”
有一天似乎真有小鬼出现，一位眼睛不好的老师，不小心一脚踩到煤溜子上，人立即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被送往下游的溜煤眼儿。这位老师吓得大叫起来，惊动了黑暗中沉默劳作的同伴。幸好很快被下面的人一把将他从传送带上拽了下来，才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
黑暗在陷害他的同时，也在保护着他的尊严。在那片漆黑的世界里，没有人能看清这位老师在溜子上惊恐万状的狼狈神色。这种无处不在的危险，大家似乎已司空见惯，仅一会儿的骚动，人群旋即复归于沉默，如那个世界的黑暗一样。溜子依然继续着他的机械动作，如同在它身旁挖煤的科大师生们，继续接受着他们每天8小时的轮回再教育。
当时，全国煤矿工人的死亡率大约每年两千人。科大的师生们是幸运的，在井下接受再教育的那半年里，除这次未遂事故外，还真没遇上过再大的事故。然而，从1970夏季开始，师生们的死亡率高了起来。他们死亡威胁不是来自暗无天日的矿井，而是来自地表阳光明媚的政治迫害。因为新一轮的政治运动已吹响号角——抓516******分子。这是科大师生们进入文革以来的第二个自杀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在1968年，那时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自杀，大多是老师。这次的目标主要针对学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红卫兵造反派。
如何定义516******分子？方励之说，这个问题在百科全书里都难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只好用编号当名子，现在要抓的是第516号。时隔十年之后，方励之第一次到纽约时，一个在长岛的朋友告诉他家的电话是516···，电话这端的他，条件反射式地突然一悸，惊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那时的科大师生一个个饿得面无血色，一副病态，再加上夏天的蚊子肆虐，虐疾开始流行，不少人陆续被装在人力板车上，拖进了医院，但抓516分子的运动依然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他们当中的学生一天天地少了起来。凡有“516”嫌疑的学生，纷纷被隔离审查，就如当初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们把老师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此时这些学生们被关在了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的则被押往合肥，做进一步的审查处理。
方励之回忆说，原来负责监管他们这帮专政分子的一个红卫兵，到七月时就不来管他们了，因为他自己也已成了被监管的物件。大家的身份和遭遇像孩子的脸，在那个冬天里不断变换着截然相反的表情。还有一个学生，在文革初期是个很活跃的红卫兵，被押回合肥没几天就传来消息：他已从四楼跳下死了。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七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出走，语言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突然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时，他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已被火车齐刷刷轧断，送到医院也未能救回他的性命，当夜就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矿区医院的太平间是设在楼外的一间孤零零小房，房外有一片树林，一到深夜，那些已饿得恢复狼性的野狗，就会寻着死尸的血腥，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树林的草丛里，伺机扑入太平间，拼命吸吮死者的血。这位学生死后，物理系的师生们轮流在太平间值班守护，驱赶那些虎视眈眈的饿狗，尽量能让这位同学在黄泉路能走得安宁些。这是那个季节里名符其实的守灵！
人人自危的他们，只能驱逐树林草丛中看得见的四脚恶狗，却挡不住自己同类族群中那些人面兽心的直立疯狗。
这个卧轨学生的灵魂，能得以如此安宁，在那个冬天是不多的例外。因为按一般规律，凡自杀者，都是自绝于人民，均按******论处，死后的灵魂照样反动，同样要遭到无产阶级的亵渎与批斗。
谢三矿的黑暗肮脏、酷热血腥，亡灵的呻吟，野狗的嗜腥，夜风的呼号，就是那群科大师生在八公山下受到的风声鹤唳的全部再教育课程。
教授烧砖盖楼，是科大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的创业佳话，一直激励着一代代科大人的创新激情。那是科大公认的南迁合肥后第二次重建创业的开端，但又何尝不是那个冬天里科大人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心酸往事！
那是我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仅此一家的砖厂。如今常与黑砖窑、黑窑奴联系在起来的砖厂，曾在四十年前的中国，冠冕堂皇地与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及其不少教授联系在了一起。这无论如何不该是人们所愿意看到，更不该是什么值得令人自豪的事。那是与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及其背后所皈依的野蛮文明和荒唐政治密不可分的罪恶，是在那里的12位科大老师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那是科技大学永远的痛，更是那12位教授和老师永远不会忘却和愈合的伤。
在如今媒体公开报道的烧砖资料中，仅能看到这12位老师中4位老师的名字，他们是陈希孺、钱大同、黄茂光、朱兆祥，其余8位老师却不知所终。还好，我在网上搜到了当年烧砖的亲历者方励之的回忆文章——《为化学楼烧砖的日子》，知道了当年所有烧砖老师的来龙去脉。他们分别是：
1、陈希孺，当时的数学系讲师，1956年留学波兰，1957年因“不当”言论被遣送回国，是“漏网右派”。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几位统计、概率论学者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当选中科院院士。
2、钱大同，当时的数学系讲师，在砖厂劳动以前，已有统计数学著作发表，因言论不慎，成了“现行******分子”。后来升为科大教授。
3、黄茂光，当时的力学系教授。四十年代留学美国，在康乃尔(Cornell)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知名的薄板力学专家。因他与美国朋友常有通信来往，被定为里通外国的“特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因有与黄认识的一些美国学者随访，迫于美方压力才被摘掉头上的“特务”帽子。退休后定居于北京。
4、朱兆祥，当时的力学系教授，中国爆炸力学一流专家。1949年以前在浙江大学加入GC D，从事地下活动，反对国民党。1950年代初，被派往香港，负责接回钱学森。1957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党籍，是“漏网右派”。80年代，宁波大学成立，任首任校长。
以上是如今很多流行烧砖资料中尚在提起的4位教授和老师的情况。以下8位如今已鲜见有人提及他们的名字了。遭受过南迁地震与寒流的科大人，不该忘却那个冬天里与科大一起南迁罹难的每一个同道者。
5、邓伟廉，当时的数学系讲师，出身显赫，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后遇刺于广州，至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为国民党政府所辖航空公司首领，1949年率所部人员及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投向GC D，这就是中国民航(CAAC)的首批飞机。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1950年参军，赴朝鲜打美军，没被炸死。朝鲜停战后，回国改学数学。因言获罪成为“现行******分子”。七十年代末，移居香港。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再从香港移民葡萄牙。
6、徐家鸾，当时的物理系副教授。早年亲共，1949年放弃出国机会，响应GC D号召参加新中国建设。他后来又曾想出国，遂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分子”，被斗争，遭惨打。1981年，他从美国飞去台湾，成为教授级“反*义士”。后移居美国。
7、李先予，当时的力学系教授。二十年代在上海学工程，曾与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学，并也在那时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脱党，故被定为“叛徒”。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世。
8、鲁阳，当时的化学系讲师，1957年右派。1936年，主张抗日的“七君子”遭国民党逮捕，一时轰动国际，爱因斯坦也发过声援电报。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史良，是鲁阳的姨母。不过，这层关系对鲁阳的政治境遇并没有帮助。在1936年，中国GC D极为赞赏七君子，但到了1957年，七君子中有两位成了右派。是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1981年，鲁阳自杀。
9、刘朗，当时的科大医院院长，主治大夫。早年参加中共，在军医部门服务。他参加GC D军队前，也曾服务于国民党的机构，所以被定为“历史******分子”。八十年代后，回到北京，退休在家并写作。
10、郭劳夫，四十年代初曾去日本军医大学学习，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工作。后来参加林彪部队，并加入GC D。随军从东北打到广州。早年去日本的历史不清，故也成为“历史******分子”。后退休在北京，性好钓鱼。
11、靳永涛，当时的物理系技术员。这是12个人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1957年在科学院物理究所任技术员，也在那时成为右派。后为北京科技管理学院工程师。
第12名是方励之，当时的物理系讲师。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分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领导过一个12人的理论小组，负责研究设计生产钚的核反应堆。1957年，被打成“严重右倾”，后被开除出党，调离机密研究岗位，并于1958年重新分配到中国科大任教。1960年代初，活跃于粒子、凝聚态和激光物理学研究领域。1972年在《物理》第3期发表《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标志着中国相对论宇宙学研究的开端。上世纪80年代任科大副校长，90年代流亡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做物理教授。本文中有关淮南煤矿劳改和教授烧砖资料，均来自于他的《八公山下的再教育》和《为化学楼烧砖的日子》两文。
就平均教育和知识水平而言，科技大学砖厂的员工素质名副其实，完全可与这所大学的名字及其学术声望相匹配，当时科大的师资精华大都被集中在了这个著名的砖厂里。不知是工宣队的李东林们的慧眼识珠，还是治校有方？这是一家素质绝不低于世界任何一家现代化建材公司的独特砖厂。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科技大学的砖厂并不需要他们的科学技术，需要的仅是他们卑贱的体力与汗水。
中国有句话叫：秦砖汉瓦。也就是说，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已会制砖，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已会造瓦，至少宋应星已在1637 年出版的《天工开物》“陶埏”篇中，就已对烧砖技术有过详细的记载。从学科建设方面讲，这家以瞄准国际前沿学科为主攻方向的大学，根本不需要再设立一个如此古老传统的烧砖学科；从技术角度讲，作为这家砖厂的员工，也根本不需要像这12位老师所具备的那些专业技术。这个制砖厂的技术总负责是从合肥当地请来的一位砖厂老工人，需要这12位老师做的仅是那些只需体力不需多少技术的和泥、脱坯、晾晒、搬运、添煤等纯力气活儿。
方励之说，在科大砖厂遇到的第一项技术工作是建窑。窑是全部用土坯砌成的一种帐蓬状园拱结构。拱形结构是中国古代在建筑力学上的一大创造，一千多年前的赵州桥，就是一座跨度很大的石拱结构。但如此完美古老的建筑工程，根本不需要他们这些专政老师们设计、绘图和测量，仅凭那位老工人的肉眼左看右看，对他们指指点点，就建造出了一座曲线优美的拱顶。他们当中三位专门从事力学研究的教授，也只能望而兴叹，根本没他们插手的份儿。
烧窑更是一项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也是烧砖把式们密不外传的吃饭手艺，仅凭老工人的肉眼观察，就能判断是否该加煤和何时加煤了。他们当中研究物理的老师，不久就旁观出了其中的奥秘。这位老师傅是在根据窑内的火光颜色，来判别其中的温度高低，从而确定是否该加煤了，但在他们这些物理老师的眼里，这种手段早已在两千多年的《史记》中记载过，那时的祖先是用来天文观察，根据观察到的恒星颜色间的细微差别，来为他们分类命名。恒星的颜色不同，相当于他们的温度也不同。至于眼下的烧窑加煤，其实只需从他们实验室找一支测光温度计，就完全可以代替老工人的辛苦工作。
老师们最终也去没有找来这样一支温度计，因为他们是被专政改造的对象，只能听从工人阶级的吩咐，运煤、铲煤、添煤就够了。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是不允许他们这些专政分子画蛇添足、多管闲事的。
还有一项最没技术含量却是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他们必须完成的硬指标。那就是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向毛主席请罪”仪式：面向毛泽东的圣像肃立，默默低头忏悔自己的罪行。因为这12位老师都是当时的罪人，每天上工前对伟大领袖认罪是他们的必修课。至于这些老师们在低头沉默的那几分钟里，内心真正在想什么，鬼也不知道。
那时的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一身的黄泥黑煤，满脸的烟灰土垢，从他们娴熟的干活儿身段看，不认识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烧砖行家里手；而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这伙灰头土脸的烧窑匠，其实是那时候科大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更为神奇的是，这些半路出家的老师们烧出来的砖，质量出奇得好，那时候建起的科大化学楼，失过好几次火了，有的说平均每两年就失一次火，至今依然是一副金刚不坏之躯，堂堂正正地屹立在科大校园里。科大人都说，方校长他们当年烧的砖，是烧不坏的。
科大校史记载，1972年至1976年前后5年时间里，师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9栋职工宿舍楼、低速风洞实验室、压气机房、低温液氮车间、合成橡胶厂房、硅冶炼厂房、变电站、化学实验室、力学实验室、加速器实验室、图书馆书库和地震台等大批基础设施，有的至今还在服役。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的科大师生们在享用这些建筑和设施的时候，一定要饮水思源，尤其不能忘了四十年多年前的这些前辈们，为此付出的牺牲与遭到的苦难！他们是在用当时的卑微戴罪之身，为后世的科大增砖添瓦，立下的不世功勋。
科大的那个冬天实在太漫长了，有我说不完的悲惨往事，尽管有的人不乏暖冬，有的人冬天有长有短，但对科大的历史命运而言，那是个名副其实、实实在在、不堪回首的冬天。今天我在这里再次揭开这些陈疮旧疤，唠叨那个冬天里曾经发生的不远往事，是希望这样的冬天能永远地一去不复返！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有家大学叫科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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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大学叫科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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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大学叫科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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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大学叫科大（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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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大学叫科大（五）下－－本帖

一共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能写到多少，目前就写到这儿了·····

一共有多少？
bjxsjz 发表于 2010-9-24 22:22

100万字

继续写吧。。。我们期待着。。。

我也不知道能写到多少，目前就写到这儿了·····
酸枣 发表于 2010-9-24 22:24

我们等着~~~

往事不堪回首

期待中ing，感动和悲哀同在

酸枣童子终于肯接见我们了~~~

忍不住看了几行泪水潸然而下。。。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