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倒中国大学的最后一根稻草(转)

压倒中国大学的最后一根稻草
前段时间，国家要求在事业单位推行绩效工资制度。我不了解别的事业单位，但一直在大学工作，对于大学是知其一二的。近日从网上看到，北大也开始实行绩效工资，不禁悲从中来。如果连北大都要实行那所谓的绩效工资，那么中国大学的最后一线希望怕是破灭了。 既是绩效工资，当然要以对绩效做出度量为前提。但要怎样度量大学老师的产出呢？
　　大学老师的工作，一是教书育人，二是学术研究。二者当然有联系。
　　先说教书育人。要怎样度量教书育人工作呢？是度量课讲得多，还是度量课讲得好？是度量教案写得好，还是度量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是否和颜悦色，又或者是度量老师布置的习题是否经过精心挑选、批改作业是不是敷衍了事？怎么度量？每一堂课都去听吗？每一篇教案都去看吗？且不说这样做代价太高，得不偿失，找谁去听课、谁去查看教案也都是大问题。大学生吗？他们是老师教书育人劳务的消费者，按说他们最有积极性对老师做出评价。可是大学生本身又是大学老师培养的对象，被培养者是不具有完全评价培养者的能力的。实践中，不少学校推行过学生评教制度，但结果常常是放水的老师评价高，严格要求的老师反而评价低。让他人去做评价吗？就算他人有做出正确评价的能力，又怎么有做出正确评价的激励？跟自己利益不相关，傻瓜才认真去做评价。实践中，不少学校推行过本科教学督导制度。聘请一些退休教授，随机听老师的课。可是实际效果又怎样？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的。
　　说自己的经历吧。我上大学时，有位顾永兴老师，他是系主任，给我们八位同学讲《值分布理论》。一学期的课，也就讲了那么两三次。其余时间都是我们自己看、自己讲，他则坐在下面听，不时地用他那浓浓的江苏口音问“为什么”。你去问他问题，他也不跟你回答，还是让你讲，只是不时地问“为什么”。几个“为什么”下来，你觉得似有所悟，又觉得实在是自己想得不细致，于是告别老师，得了宝似的带了问题回去思考。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问题想得差不多了，再去问他。而他呢，给你的还是那带着浓浓江苏口音的“为什么”。不知要怎样对顾老师的教学进行考核，但过了不惑之年的我，知道从顾老师那里收获的最多。
　　也不能拿最终“产品”——学生——本身来对老师的教书育人工作进行度量。且不说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将来会成才的好“产品”更不容易分辨，学生是众多老师共同“生产”出来的，就算能够分辨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将来会成才的好“产品”，也不容易分解老师间的贡献。
　　是的，我不否认各学校的教学督导对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要把它作为对于老师的考核，那就困难了，一定会产生扭曲的；我不否认对少数讲课特别出众或者少数讲课特别差的老师做出界定并不是太难，但要对全部老师的教学做出正确评价，成本一定会超过收益。
　　再说学术研究。现代学术已经不是早先的隔行如隔山了，就是同行读起文献来也不是容易的事，因而学术评价只能由同行来做。这样一来，教学评价的那些问题多多少少也都要出现。同行评价，怎么保证评价者不打压竞争者。让利益不相关的同行来评价吗？他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哪里有功夫为你做认真的评价。我们的职称论文是要找校外专家来外审的，结果怎样但凡读过大学的人怕都知道。大学里不是一度流行博士生导师水平不如博士生的说法吗？我们的学位论文也是要找校外专家来外审的，结果怎样相信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那些做过学术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朋友们，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心里：尽可能地找到充分的理由把文章枪毙掉。因为好东西被枪毙了，审稿人是不承担风险的，但如果让一个有问题的文章发表出来，那么审稿人是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的。不要以为，专家学者就会为真理和学术而献身。告诉大家吧，在利益问题上，在成本收益计算上，专家学者、官员、商人、小商小贩是没有两样的。所以，诺贝尔得奖工作多数并没有发表在公认的最顶级的《美国经济评论》上。
　　但学术评价又有相对教学评价容易的地方。毕竟，我们有看发表了多少文章，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了多少文章的“傻子”度量办法。再则，学术评价是对于水平的考核，而教学评价则不是。水平这种东西，一旦上去了，就不容易掉下来，我们无需要年年对其进行考核。
　　不要批评大学不对教学进行度量，科研考核就是对于教学的间接度量。一个学得通透的人不可能把问题讲不清楚明白。而一个很容易可以把课讲好的人，不会刻意把课讲差的。
　　天天抓教学考核的大学，一定不是一流的大学。这是又一个谢氏命题了。
　　我们需要对教学进行考核，那是因为我们的科研考核出了问题。说得白话一点，我们需要对教学进行考核，那是因为我们的假教授太多了、假博士太多了。为什么我们的假教授太多、假博士太多，这当然是重要的话题，但毫无疑问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了。这里暂且不说。
　　但是学术考核，仍然是困难的。既不能不考核，又不能过度考核。过度考核，当事人就会作假，因为界定作假的成本实在太高。过度考核，当事人就只能去做短平快项目，而不去思考重大原创项目，因为后者风险太高，很可能一事无成。正如朱锡庆教授所正确指出的：“中国大学里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不是学术道德沦丧的结果，而是那一套极其愚蠢的定量评价制度逼良为娼产生的制度败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学术道德也跟着沦丧了。”
　　是故，美国大学发明了终身教授制度。获得终身教授之前，是要严格考核的，非升即走。一旦成为终身教授，就不再对其做学术考核了。我们不要以为，不做学术考核，教授们就不做学术研究了。一个人，辛辛苦苦读了三十年书，拿到博士学位，要再辛苦地做六到十年，才能拿到终身教授。一路下来，进行学术思考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了。正如毛泽东主席，一辈子读书，行军打仗读书，当了国家主席还读书，到死上厕所都读书。又如科斯教授，一百岁了还关注学术。再如张五常教授，七十五岁的老人，每周要写五千字的东西。他们都不是为了钱，科斯教授将平生所得用于资助真实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张五常教授每隔几年拿出几十万元办会资助学术。不让他们读书思考，可能反而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当然，上述结论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是教授的待遇一定要足够优厚。
　　不对终身教授再做学术考核，他们做学术研究的激励可能有所下降，但是他们做假学术的激励也下降了。并不因为不写文章就降你的级，给你少发工资，为什么要做假学术？
　　问个傻问题吧：为什么我们拿一些单位叫企业单位，拿另一些单位叫事业单位？当然是因为它们的治理结构不同了。之所以治理结构不同，核心正在于产出的度量难度不一样。黑格尔讲，存在即是合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具有论资排辈的传统，而企业则少有论资排辈？假如大学产出可以像企业产出一样度量，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像治理企业一样治理大学。假如一切产出的度量问题都是一样的，那么天下只需要一种治理结构就行。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在于大学的公立性质，在于过度的行政干预。报学科、经费划拨，一切都要由行政部门根据其设定的指标说了算。老实说，全国统一评定职称，教授多少级，副教授多少级，已经是倒退了。现在全国推行绩效工资制度，这是把行政干预推到极致了。我们的大学管理者是懂得怎样办高等教育的，但公立和行政干预使他们动弹不得。学数学的人都知道，约束太多不会有解。可是正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所讲的：行政干预一开始是要做意识形态控制的，但是到了今天已经变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设租行为了。改之谈何容易！

中国特色——过度的单一化。

有同感。
中国的行政干预较多，南方科大的实验不知能否走出一条路子

为这样的教育制度感到悲哀……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在于大学的公立性质，在于过度的行政干预。

正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所讲的：行政干预一开始是要做意识形态控制的，但是到了今天已经变成为既得利益者的设租行为了。

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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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改革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