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冷眼望洋 于 2016-8-31 17:29 编辑
奉劝科大学子： 学术上以束大师为榜样， 为人处世上避免重沓覆辙 最近，微信朋友圈里，这篇《中国的天才物理学家，却扫了十几年厕所，尸骨草埋操场..看到泪流满面》文章，给很多人带来巨大心灵震颤。但掩卷长思，有很多话想对中科大的学子们说说：你们不要认为文革早已过去，这样的悲剧不可能重演。我要奉劝你们一定要认清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特性。其实类似的悲剧或事件，其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只不过变换了方式、强度或形式而已。 以下引自“灵灵的博客”：束星北的悲剧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悲剧，他个人的坎坷遭遇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思考。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社会制度无法容下这样一个天才生存，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片土壤让他成长。难道都是他个人性格上的原因吗？那个荒唐的时代，害了多多少少像束星北这样有才华的科学家，这是我们中国的损失。 我常常想，如果束星北生活在今天会怎样？他的个性就会得到张扬吗？他的才能就能很好的发挥吗？我想也未必。他那么正直善良直率 ，不是白即是黑个性，在今天仍旧是寸步难行，不合乎适宜。我们需要反思，我们今天的社会为束北星这样的人提供了关心和爱护了吗？束北星具有独立的人格，批评的精神，他从来不趋奉阿谀，扭曲自己，坚持真理。他有着高贵的个性，强烈的英雄豪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少见的。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的精神。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他能够清醒的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他公开摆出科学是无阶级的观点。他对全面学苏联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苏联的科学水平是低下的，连一本像样的物理杂志都没有。苏联之所以科学不行 是因为他们的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对于科学技术必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那些国家人民的言论是自由的。人民不需要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没有人会批斗你。这种自由才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蓬勃的基本因素。”束教授的观点用在现在也是不过时吧。 现在我们的社会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那些官本位，政治上的僵化，大学科学机构的行政化，仍然限制着社会的发展。官僚思想、贪污腐化、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行政管理，一点都没有减少。这个社会追求享受、毫无诚信可言，知识分子缺乏发言权和独立的人格。束北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那段历史的回顾，更是让我们对今天的社会思考，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我们自己制造的沼泽地，我们还没有创造出那种让有个性的人发挥自己的舞台来。束大师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愿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了，让那些有天才有个性的人活得更精彩，为我们的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来。 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束星北被划为反革命集团头目后的讲话 束星北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是李政道先生在浙大时最敬重的老师，一九四九年后束星北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鸣放，因言获罪。 选自：1957年5月《民主报》第一、二期，后载同年《山东大学右派言论集》 同志们：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了那儿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几千年的“人治”风气一时扭不转(俄国的沙皇时代和中国宣统时代法治的风气也未养成)，还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呜”、“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后才引人注意，而忽视1954年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学术思想治学态度 凡与束星北共过事，受过他教益的人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虔诚好学，思想敏锐，理解深刻，好穷根究源。20世纪30年代量子力学和核物理是引人瞩目的前沿领域，他回国后一直关注着这些研究领域。因爱因斯坦与玻尔在原理上有尖锐的分歧，1937年5月N．玻尔来中国讲学时，束星北对此曾多次向玻尔请教，两人讨论十分热烈，给玻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认为幻数对核结构有重要意义，曾让他的学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还强调群论在核物理中的应用。1942年暑假，他在湄潭专门组织了群论讨论班，讲韦尔的《群论》，重点是讲在原子光谱和核谱方面的应用。这在国内是比较早的介绍。 他讲课从不照本宣读，不作面面俱到的讲解。但对根本性原理却不厌其烦地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出发，以各种生动的实例，从不同侧面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一通百通地理解、掌握、运用基本原理概念。例如，他讲热力学时，用大量实例证明第一类和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进而阐明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阐明热力学熵的原理，并把熵的概念描述成可捉摸的物理量，使学生对难以理解的物理概念变得清楚、明了。他讲基本原理和重大发现时，几乎都按认识演变的历史，从黑体辐射到量子力学，从以太到相对论等等，讲清讲透。在历史地阐明和论证完毕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或定理之后，他总爱说“物理学是逼上梁山的”，以形容人们认识物理规律的过程。 他特别着重引导学生抓住物理学的一些本质问题。在讲量子力学时，他强调统计性和测不准关系，用大量事例着重阐明测不准关系原理。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特别强调相对论的核心问题是同时性问题，在狭义相对论中，同时性只有相对的意义，只有时空的点才是绝对的。在讨论经典统计物理时，他强调指出统计物理的核心问题是玻耳兹曼的H定理。 束星北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要求学生对学过的东西一定要消化，不赞成死记硬背。他经常讲应该吸收那些对的部分，摈弃那些错的部分，反对盲目引述文献和专家权威的话，认为如果不变成自己的东西，即使说对了也无用。他所出试题相当部分要求灵活运用讲授内容，靠死记硬背是答不出来的。如讲力学轨道运动时，他向学生提出“月球与太阳之间引力大于月球与地球之间引力，为什么月球绕着地球转”。为使学生接触物理学最新进展，他与王淦昌合开了“物理讨论乙”，介绍物理学的前沿领域，当时出现的一些重要进展他们都讲过。例如，王淦昌讲过中微子和β衰变实验，束星北讲过费米的β衰变理论和达尔文的狄喇克方程严格解。他也让四年级学生作文献研究报告，培养他们阅读文献和独立思考能力。 在青岛医学院期间，束星北精神上、生活上极其痛苦与艰难，为提高青年教师数理基础，他仍非常认真、尽心尽力地讲授电动力学、傅里叶级数、普通物理学、微分方程、矩阵、医学生物统计等课程。 名人轶事 于良（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50年代山东大学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30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以后留学英国，从师于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王竹溪在跟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时，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王竹溪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便被西南联大聘为教授，那一年，他才27岁。院系调整后，王竹溪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1955年），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专门请了来。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捡了个座坐下来。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也不时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最新动态和争论。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个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兴意盎然的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束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无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又求援似地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于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 束星北 刘洪宾（青岛职工业余大学——现为青岛技术职业学院教授，50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与华校长第一次见面就剑拔弩张，我没想到。本来，我以为两个人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在物理学界，束星北的才华无人能及；而作为党的代表，华岗德才兼备，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识分子，因而，深受知识分子拥戴。束先生一来山大，我就有意将两人引为相知。 华岗虽不了解束先生，但对他的名气和在中国物理界的地位还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36号教授别墅大院。36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6百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840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这么高的薪水。让学校大为诧异，为此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向高教部请示，高教部认为过高，下文要山东大学削减，束先生却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减到720元，即使是720元，在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列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华校长对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说要把他介绍给华校长，他便欣然允诺，这足可以说明他对华校长是很有好感的。 华校长住的是一幢红瓦黄墙的德式洋楼，在青岛龙口路四十号。他的家有个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条用贝壳镶了边的鹅卵石小路，夹在百日红、紫荆、迎春和丁香之间，小路的鹅卵石和贝壳都是华岗在海边摘来的。华岗还喜欢养花弄草，这样的情趣，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能见到的。那时候，山大的师生，谁都可以走进华岗的家门，只要他在家，你一准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影响很大，一直为山东大学引为骄傲，声势弄得很大，不但青岛很多单位来旁听学习，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来取经。因而，华岗对他的“专业”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么事，他都能联系到辩证唯物论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先生直截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觉里，华校长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当作一种糊涂认识。华校长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辩证唯物论又是他拿手的好戏，因而，等束先生说完，华校长便开始正本清源。他的观点和思路和上大课的讲演一样，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个佳话的，没想到两个人就此结下疙瘩，从此战火不断，到最后，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我不敢说，这次见面导致了束先生另样的命运，但他每况愈下的境况却肯定与此有关。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之所以像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却也杂有不少情绪（束星北本身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将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政治说教，将辩证法称之为“辩术”。他认为，哲学说到底是空谈，它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解释和解决自然现象的诸种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物质。“我最初就是学哲学的，在德国时期我学过。因为这个路子走不通，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和数学了。” 束星北对华岗的辩证唯物论是统管一切科学的科学更是不认账，他认为：“哲学不但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它科学也不能管。”“哲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分家。” 华岗是公认的GC D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因而他认为，一切离开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最终都要成为反动的或唯心主义哲学的俘虏。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GC D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挑战。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进唯心主义泥坑。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刘洪宾：其实，华岗的人品和修养是很受人称道的，他不但受到党内人士的称道，也深受旧知识分子的钦佩。有些人将华岗时代的山东大学称为黄金时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东大学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爱戴的，无人能同华校长相比。华校长曾多次讲过，老知识分子是大学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既有学识又有名气的专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个生活发生问题，华校长一定会亲自过问的。 束星北教授与中国洲际导弹试验 30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我国首次试验发射洲际导弹 （时称 “运载火箭”），引起一些国际上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高度关注。当时能发射洲际导弹的国家并不多。西方发达国家不惜用尽一切技术手段跟踪洲际导弹弹头的降落点，期望能抢到弹头数据舱。不过，对中国来说，一旦丢失导弹数据舱，记录着导弹飞行全部过程的技术数据便付诸东流。导弹发射技术数据一旦被西方国家掌握，后果将不堪设想。据说前苏联导弹发射弹头落海后，曾被美国抢走弹头数据舱，苏联人为此大伤脑筋。 为防止万无一失，我国洲际导弹一旦发射后，从空中飞落到海上，必须要考虑诸多海洋环境条件。这项工作由国家海洋局牵头技术负责。为防止泄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海洋局临时成立了一个协调领导洲际导弹发射的海上方面技术问题的办公室。当时负责水文气象数据保障的项目官员是现已退休的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陈炳鑫。他对导弹弹头落水激起巨浪后到海水平静下来才能打捞需要的时间、海军打捞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抢到数据舱等问题一直在认真地思考。 1979年5月，陈炳鑫来到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例行检查当时该所为洲际导弹监控的测量船只提供风浪波谱参数的项目组工作。同时，看望了他十分仰慕的该所教授、国内外著名的理论物理学专家束星北老先生。因为当时导弹试验还处在对外高度保密中，陈炳鑫闲聊中，悄悄地向老教授请教弹头落水后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静的时间。不过，当时陈炳鑫还不能够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条件。 束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说：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减后平静下来大概最多需要10分钟。陈炳鑫接着问道：如果我们的打捞时间较充足呢？束教授笑着说，如果过半小时船只打捞当然更保险。当时，因为导弹试验属于政治问题，容不得出现任何闪失，有人提出拨专款立项研究和试验。 这期间，束教授正在海洋一所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办动力海洋学培训班。笔者从束星北先生当年培训班学员、他的弟子修日晨研究员5月20日的课堂笔记里获知，陈炳鑫走后，束教授把此事作为理论实例在培训班里进行讲解。束教授说： “这是一个波能消散问题，不能用三角函数描述波形，因为那样有拐点、间断点；也不能用正弦、余弦描述，那样就成了简谐振动了，只能用指数形式解决。”经过课堂计算，束教授最终认为：弹头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随后涌浪迅速向周围扩散，4分钟后海面可恢复到平静状态。如打捞保险起见，再翻番加一倍的时间，八九分钟更没问题。 “别人不信，但我信！”束老先生很坚定地说。 后来，陈炳鑫把与老先生提供的细节问题写到向上级汇报的材料里，由当时的局长沈振东连其他海洋技术问题一并汇报中央负责领导，供打捞部队参考。 1980年5月中旬，由18艘舰船组成的我国海上编队早已在东太平洋水域待命。18日上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横跨了南北半球，一直在我国各种测量船的监控中，导弹舱与推进体脱离后，对准预定的溅落点，从天而降直入太平洋预定海域中，激起一百多米高的冲天水柱。10时30分，周围的驱逐舰及工作快艇立即高速前往，对周围环境严密保护。然后就是验证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计算结果：只用了5分20秒时间便顺利地将弹头数据舱取回。海军打捞部队见证了洲际导弹弹头溅落激起由巨浪到衰减整个过程仅用了5分钟，海面便静了下来。 从海军打捞部队提供的有关消息，情况的确如事先担心的那样：我国海军整个舰艇编队往返航行和在弹头降落试验区活动期间，澳大利亚海军一艘舰艇企图驶向弹着落区域，我国海军驱逐舰阻拦其前进航向，周旋了近两小时后澳舰才无奈离开；我国直升机在打捞弹头数据舱的同时，导弹着落点上空有美国两架直升机在50米低空盘旋，并在弹着点附近投下声呐浮标，当看到弹头已被我国取走，仅晚了一步的他们，只好在导弹降落点提取一桶海水离去。可见如发现数据舱过晚，或打捞行动迟缓，数据舱确有被美机劫走的危险。还有，当时澳大利亚 “GT203”号训练舰和新西兰 “莫诺威”号打捞船分别被我国两艘驱逐舰盯死，未能进入试验区。 据我国发射导弹期间统计：在导弹降落海域附近先后发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飞机78架次；日本、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舰船77艘次，再次验证了这些国家对我国发射导弹极度关切。好在我国护航编队驱逐舰出色地完成了驱离任务，为直升机迅速取回弹头提供了安全保障。 时过境迁，人们对当时的细节知道的并不多，也很少有人提及。不过这么重大的科学实际问题，束星北先生用一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就解决了原应该拨款立项的技术估算，可见他学问之高深、理论之扎实。难怪束老先生当年的弟子——国际著名科学家李政道、程开甲和吴建雄对恩师束星北一直敬佩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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